清单制度是法治国家的治理常态，也是市场监管的必要之举。对我国而言，清单制度无论对监管者还是市场主体，都还是新鲜事物。对于清单制度的认识，还处于抽象、模糊和浅尝辄止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和市场主体缺乏清单制度的基本素养，而是由于权力和市场分际的惯性模糊所致。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已经将中国推至全球经济治理的风口浪尖，因而中国不仅要拿来世界通用的制度规则来约束权力和规范市场，而且要在权力和市场的关系上实行制度创新，创出中国特色。

　　以此来评价中国的清单制度，就能一窥本届政府简政放权的基本框架和逻辑，以及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权力清单旨在说明权力能做什么，责任清单则强调政府如何管理市场。负面清单制度，则由政府深化至市场主体，明确企业不能做什么，给市场主体列明了市场准入的空间和方向。简言之，清单之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不论所有制，均可享有平等的市场参与和竞争机会，因为市场准入的权利是平等的。

　　至于列入负面清单的事项，则分为禁止类和限制类。前者市场准入的大门是关闭的。后者则由市场主体提出申请，由权力部门依法依规做出是否市场准入的决定；或由市场主体依照政府规定的准入条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

　　由此可以看出，从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到负面清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脉络已相当清晰。权力和市场，依法依规各做分内之事，通过制度红利而非权力施惠的政策红利，让市场主体充分进入市场，享受法定权力，公平竞争。当今世界上法治较为健全、市场机制完备的国家，均实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中国实施这一制度，也是深化改革时代的现实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负面清单制度最早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今年4月份，国务院又发布适用于4个自贸实验区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从外商投资到所有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从特殊到一般，这一制度改革的步伐谨慎而又稳健，值得肯定。

　　不过，任何改革，顶层设计的目标指向多少都充满理想主义，但改革进程中却往往遭遇现实主义的利益阻滞和技术主义的掣肘。由于负面清单制度在发达国家市场已有充分的实践与探索，因而我国实施这一制度既要谨慎而为，稳步推进，又要多多借鉴来自其他市场的治理经验。就前者而言，我国这次规定了两年的试验期，以便在实践中纠偏矫正，为2018年的全国推行打好基础。就后者而言，须考虑中国全球化的角色定位，认清全球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高标准、严要求，譬如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核心就是提交负面清单。而且，在汇率改革基础上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也对全球市场有牵一发动全局的影响。因而，实行负面清单制度，不只是中国的事，而是攸关全球的大事。

　　因而，要在两年里完全适应负面清单制度带来的变革，压力非常大。尤其是监管，稍有不慎，就会出纰漏。有人说，上海自贸区建设已为负面清单制度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不少好经验与做法可推广。只是，将自贸区的探索全面推开，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对于防范那些已习惯于钻市场空子、钻监管空子、钻法律空子的企业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次断臂去毒式的转变，对可能的波折应有充分的估计。

　　负面清单制度改革退无可退，只有披荆斩棘一路前行。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试错，只能高效推进，尽早促使制度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