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刘易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唯一的非洲裔黑人学者，致力于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在他毕生的学术生涯中，《经济增长理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巅峰作品。

　　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不朽著作《国富论》以降，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不过，经济思想史上致力于完整阐述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并不多见，正如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序言中所说，上一本涵盖如此广泛议题的重要著作，还是1848年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此后，经济学家变得更加明智，不再试图在一单册中论述如此浩瀚的内容；由于超出了能力范围，一些人甚至将这部分内容全部放弃。”出于难以抗拒的好奇心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借鉴的需要，刘易斯“迎难而上”，最终推出了这样一部综合性的巨著。

　　《经济增长理论》以七章近四十万字的篇幅，深入探讨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全书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讨论的问题广涉经济史、国际贸易、社会学、农业、产权制度、科技史、宗教学等众多专业领域。刘易斯娴熟地运用经济、历史、科技、社会、生物、宗教等各方面知识，体系建构上大开大合，案例引用上见微知著，理论阐述上举重若轻，向读者展现出一幅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卷宗。

　　书中，刘易斯主要从个人、制度和历史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甫一开篇即突出强调了个人行为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独到地指出勤勉的工作未必导致经济的增长，“如果勤奋跟经济增长有任何关联的话，应该在于进行生产投资的更大的能力或意愿”；他着重阐述了冒险精神，指出冒险精神有利于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尤显重要。刘易斯从人的行为选择出发，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疑拓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视野。

　　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归结三个方面：致富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而能否激发民众的努力，则端赖制度。制度促进抑或抑制经济增长，取决于能否保护民众努力的成果，能否提供专业化分工的机会，能否允许民众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刘易斯还认为，研究历史事实能够带来有关经济过程的更深刻洞见，因此，他乐于诉诸历史以完成自己的理论构建。在经济思想史上，介于穆勒和刘易斯之间的这一百年“断层”，对国家经济增长论题的关注程度，历史学界无疑超过了经济学界。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最先开始对工业革命历史的研究，并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自由；其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则在12巨册的《历史研究》中，以大量篇幅对经济增长问题予以了关注。刘易斯在书中广泛征引了史学家的相关论述，为给研究增加实例材料，他还征引了大量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以及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期的案例，为这部经济学著作增添了浓浓的历史厚重感。

　　作为一部研究经济增长的著作，刘易斯与其他经济学家存在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大量应用演绎推理而非数理分析。在刘易斯发表《经济增长理论》前后，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但是，在刘易斯的书中却几乎看不到数理分析的痕迹。在刘易斯的理论框架中，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传统与制度选择的影响，而这显然不是具体公式和模型所能概括的。他对经济增长中制度和历史因素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在资本、劳动、储蓄、投资等要素背后，还有一些属于社会传统的因素，如价值观、职业观、消费方式、长子继承制等，都深深地影响和左右着经济增长。

　　或许因为刘易斯在书中没有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新概念和新模型，在这个由数理建模主导的经济学界，难免遭受被忽视甚至遗忘的命运。但是，作为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著作，其学术价值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巨大。刘易斯的许多观点和思想依然能够观照发展中国家的当下，并适合作为发展本国、本地区经济的依据和参考。

　　比如，冒险精神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因素鼓励求稳、崇尚知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今天改革成本的增大，在鼓励“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传统行业的逐步没落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一批新兴行业的强势崛起，或许正是冒险精神与中国当代经济增长关系的精致注脚。又如，刘易斯指出经济增长并不取决于资源多寡，而是取决于制度安排，回顾中国经济建设伟大成就，正是通过制度的改变调动起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再如，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如何有效推动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大幅提高配置资源效率和水平等攻坚课题，迫切需要进一步调整制度设计、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

　　刘易斯对于贫穷落后所遭致的苦难有着切身的体验，这使他对经济增长的探索更为坚定，所作的分析更为全面，并且更能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找出经济落后的深刻原因。近年来，虽然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层出不穷，也有不少学说或模型被经济学界津津乐道，但真正起作用的并不多见。对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稀少、制度设计尚待完善的中国而言，要合理解决“三农”问题，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要妥善处理深化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要让深陷低迷的经济重新起飞，无疑可以——并且也有必要，从刘易斯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系统论述中，汲取到更多的智慧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