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券商、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远远高于在证监会系统的收入。”业内人士称，他们离职之后往往先去金融机构中担任督察长作为过渡，回避期之后再从事核心业务。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孙琦子 谢静 冯建岚 递交辞呈之前，程苏考虑了很久，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做出的决定。

　　他现在的这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体制内、收入稳定、有地位、有时间兼顾生活，而且所做的事情会对整个金融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但他很快发现，在体制内想做点事非常不容易，“有些事情做了工资也不会比原来高，责任很大，还要承担风险。”

　　程苏研究生就读于一家名校，2013年硕士毕业后来到证监会[微博]主管下的一家非营利性公司，这家公司主要为证券市场服务。他所从事的工作能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市场数据，出于工作效率考虑，以往领导向他索要数据，他都会尽力帮忙，即使有时情况紧急没有正式发函。但从2014年开始，他不敢这么做了。“对不起，按照规定我不能给你，如果一定需要请让证监会发个正式的函给我。”他只能这样回复那些经常找他帮忙的领导。

　　一切都开始严格地走流程，这样的变化让他感觉有些不适应，有时工作的效率会有所降低，一些人甚至“为了不犯错，宁愿不做事”，他有点失望的是，自己的能力无法充分施展了。就在今年7月，他向公司递上了辞呈。“其实我也很舍不得，原来的单位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领导对我很重视，我在公司也做了很多事情，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为了个人的职业发展，我必须离开。”他说。

　　像程苏这样选择离开的年轻人还有很多。经济观察报根据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各地商品交易所、中证登、相关协会及研究机构等官网上刊登的招聘启事粗略计算，近期这些机构需要添补的空缺职位超过200人。

　　实际上，这是一波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证监会系统离职潮。主动离职的人里面，除了像程苏这样入职没多久的年轻人外，还有数十位处级以上官员。

　　离职

　　工作一年之后，程苏开始感受到体制施予他的压力。

　　收入的差距首先浮出水面。“有时候和一些基金经理聊天，明明自己和他能力相当，甚至比他还好，可是他一个月拿几十万，我一个月就拿几千块。作为监管者，监管的对象收入是我们的10倍。”程苏说，这样的落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肯定会心里不平衡。

　　而且，在眼下一轮央企的“降薪潮”之下，程苏所在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收入也都有所下调。今年1月，证监会开始实施的降薪方案就覆盖了程苏的领导们。这些包括理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由证监会直管的干部，在薪酬调整之后，薪资甚至低于各个业务部门的总监。

　　程苏觉得，虽然大多数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比如他自己，在30岁之前不太会看重薪酬，更看重自己的成长，但是和体制外的同龄人相比，这一点的落差也是很明显的。“在机关里，我觉得个人价值的增值非常缓慢，而且自己不能把握，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想干事情就能干得了的。”他说，市场机构虽然也有做事的困难，但是自己的可控性就会高很多。

　　体制内的生活波澜不兴，旱涝保收；而与此同时，同龄人正在市场中拼搏。程苏的一位同事早早就离职去了一家信托公司，后来聚会时程苏发现，这位同事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由于新的工作与以前的工作完全不同，这位同事两年的工作经验并没有得到认可，在新的公司拿着和应届生一样的薪水，比离职前还低。但对方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北京、上海来回奔波，“虽然很累，但看得出他很充实”。

　　这更坚定了程苏离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