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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药“热门靶点扎堆、研究高水平重复”等现象成为医药行业发展难以回避的现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发布的一则新政有望终结这一现状。7月2日， CDE发布一则“关于公开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下称：《指导原则》)，引发行业热议。

  7月6日，医药生物行业CRO概念股出现大幅调整。数据显示，行业内55家上市公司下跌超5%，其中美迪西跌10%，康龙化成跌7%，泰格医药跌超10%。港股上市公司药明生物跌幅一度超10%。

  对此，药明生物CEO陈智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指导原则》中提及，新药研发应以为患者提供更优的治疗选择为最高目标。这实际上提高了创新药的门槛，避免PD-1等热门靶点药物在国内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对行业内真正从事创新研发的‘头部’企业是利好信息。”

  “从长远来看，CDE的征求意见稿限制不必要的同质化竞争，优化临床资源分配，有助于推动中国创新药研发逐步进入‘first-in-class’时代。”加科思董事长兼CEO王印祥博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创新药去“水分”

  审批门槛进一步提升

  “在美国，肿瘤药的设计标准很高，首先PD-1审批快，其次在首家批准后，第二家想继续做的话，必须做头对头实验，这样下来，投入时间和财力都很大，所以一般人不会去做。”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恒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飘扬“狠批研发扎堆现象”：“部分药品因为门槛设置相对较低、多头重复相当严重、资本的推波助澜等原因，使得药品价格被炒得过高而产生泡沫”。

  而《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指出，在药物进行临床对照试验时，一是应尽量为受试者提供临床实践中最佳治疗方式/药物，而不应为提高临床试验成功率和试验效率，选择安全有效性不确定，或已被更优的药物所替代的治疗手段；二是新药研发应以为患者提供更优的治疗选择为最高目标，当选择非最优的治疗作为对照时，即使临床试验达到预设研究目标，也无法说明试验药物可满足临床中患者的实际需要，或无法证明该药物对患者的价值。

  “通常而言，新政策不会溯及既往，已经开展的临床试验仍会以之前批准的方式开展。这次文件核心内容是：以后国内创新药申报新药临床试验，要和现有方案中最优的药物做对比，否则不能上市。比如说，某药企想做PD-1在某个适应症上的临床试验，如果恒瑞医药或者君实生物的PD-1已经在这个适应症获批，那么这家药企需在临床试验头对头打败目前已经获批的最好品种，否则上市不批。”广州圆石投资首席医药研究员李益峰向本报记者介绍。

  “这个政策利空的是前期假创新药公司，利好的是国内向真正创新药公司，对于CXO领域以国内业务为主的、以临床业务为主的公司，短期业务量会受到一定冲击，但国际业务为主的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尤其是药物发现领域还会直接受益于完全自主创新的行业风气回归。”李益峰向记者表示。

  行业洗牌

  投资将锚定“真创新”

  当前中国创新药研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在新的靶点出现时，企业会一拥而上。而提起创新药研发扎堆，就不得不提起PD-1。

  近两年来，PD-1成为创新药市场追逐的热点。而如今，PD-1又成为批评药企研发扎堆的一个“靶点”，以至于出现开发该药的企业数量过多，导致临床入组病人数量不够、临床试验基地不够、临床研发费用上涨等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抗癌药PD-1市场竞争过度，有企业开始选择放弃研发。今年3月份，科创板上市公司百奥泰宣布终止两款在研新药的临床试验，其中一款是重组人源化抗PD-1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此外，研发扎堆的现象不仅体现于PD-1赛道。例如，自2017年以来，全球已有五款CAR-T细胞疗法获批上市，国内也于2021年6月迎来了复星凯特的首款CAR-T产品。据统计，2020年国内已有335个正在进行的CAR-T临床试验，其中临床居前的包括传奇生物、药明巨诺、科济生物等。在适应症的选择上，CAR-T疗法以血液肿瘤适应症为主，靶点扎堆于CD19和BCMA。

  “关于研发扎堆，出现这种商业现象的原因是真正的原研药非常难，为了减少研发风险，国内药企直接拿国外已经成功的新药做微小的改造，在不影响疗效的情况下，避开专利，导致创新药研发‘内卷’。上述政策一旦落地，将合理引导企业新药研发，优化供给端结构性变化，强者恒强的格局利于行业的发展，如今剔除低水平重复建设，长期来看会让研发费用持续增加，规范发展的CRO头部企业迎来更大的机会。”李益峰向记者表示。

  药明生物CEO陈智胜向本报记者表示，未来国内生物药行业可能会分化为两个生态圈，一个由注重“first-in-class”创新药物研发、以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为导向的头部企业构成；另一类是创新能力不强的、以低价竞争的企业组成的基础生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