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关于三公消费的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3月6日，楼继伟先生表示，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71亿多，比2013年减少8亿。按照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倍数估算，全国三公经费400多亿，而不是3000多亿。

这是财政部长关于三公经费的估算，除了刺眼的“胡说”两字之外，纳税人关注的是，中央财政预算三公经费数据相对清晰，全国三公经费还是一笔糊涂帐。而统计口径不同，很难说较大口径的估算是彻底错误的。按照估算，地方三公经费只占地方支出的2.67％左右，这个数据与以前比是低的，但到底是高还是低并没有科学标准，数据是准确还是不准确，也不清楚。由此可见，严格执行预算法、实行现代预算文明的艰难程度。

关注三公经费，并非指不要三公经费，而是对于三公经费中广阔的寻租空间、对“毛估估”支出不满，对三公经费没有带来行政效率的提升不满。一个行政经费紧张的贫困县，本来公车不多，却有某个公安局长大摇大摆开着公车参加喜宴，在人情社会中为自己家族增光添彩，或者开着车为某个上级采办年货，警车开道，就是不可容忍的腐败行为。

三公经费并非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需要在支出与行政效率中求得平衡。有的部门公车必不可少，比如行政执法车，按照地方人口、地域、犯罪率等有相应的配备标准，让公安部门骑着自行车破案匪夷所思，让公安人员自行创收解决办案经费更是一个突破公平底线的馊主意。最好的办法是公布当地所有的信息，提出效率最高的公车配置比例，并以严格详尽的预算约束公车私用行为。

统计数据能说谎，统计数据也能用真实的数据掩盖事实。

三公经费属于政府一般性支出，是保证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开支。除了中央三公经费向外公布外，政府支出分类主要按照支出功能划分，按细化程度分为类、款、项三级，主要反映各项政府职能等，例如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公共安全等。比如给大众一个数据，2014年为满足农业水利支出50亿元，谁能知道这50亿元是怎么回事，是用到水坝、水渠、人员工资、公车维护，还是用到了大吃大喝上？这样的统计数据或者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对，缺乏真正对纳税人负责的预决算管理体制，或者是毫无诚意，根本不愿意让纳税人知道真相。

部门预算采取的功能分类方法，行政经费支出分散在诸如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传媒等功能分类中，按理应该实行经济分类划分，按类、款两级反映经费的具体用途，例如人员工资、基本建设、商品购买等。今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支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按其功能和经济性质分类编制”，本人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天书背后的实际用途。

由于经济分类在2011年还没有全面实行，所以三公经费只能从按支出功能划分的科目中整理出来。要掌握政府行政费用到底有多少，只有采用“抠”的办法。上海财大教授邓淑莲表示，即使是中央部门内部的预算表中，也没有单独的“三公经费”、行政经费科目，从2012年开始，财政部每年6月底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上一年中央决算报告中单列行政经费，“估计都是从属于行政经费的多个科目里扣出来的数字”，这样抠成本太高、也不科学。

只有预算法是科学的，得到尊重，无数目字的混乱管理才能得到根本改观。从2011年开始公布三公经费，三公经费呈现逐级下行的走势。

财政部2013年7月近日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2013年一般性支出统一按5%比例压减，重点压减办公楼和业务用房建设及修缮支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车辆购置和运行经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经费等。听着很好是吗，可笔者在网络三公经费自查报告范文上，就看到了对付的手段，向下转嫁，向企业转嫁等，不一而足，行文款式一样，让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