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我们有这么多“双一流”，为什么技术还被“卡脖子”——兼论大学教育的本质

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大学教育是完善生命的土壤、空气和水分，而不是为目的施用的化肥、农药和添加剂。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安德鲁.阿伯特

  本文目录：

  一、大学教育的意义和目的

  二、中国大学教育的不凡成就和深层次问题

  三、世界一流谁来评估

  四、双循环经济体系下“双一流”大学们应该担负起“双一流”的使命

  （全文6700字，阅读时间7-9分钟，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如果从大师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来评价，中国历史上最有资格满足“双一流”标准的高校可能就一个：

  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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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百度）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工，图源百度）

  与当前“双一流大学”的巨额经费相比，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西南联大有一个一流大学所应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

  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所谓“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

  “双一流”工程是中国大学教育事业继985、211后的又一个大战略。经过多年大量的人财物投入后，各个高校的评估结果出来了，几乎全部都实现了“既定目标”，较好的完成了双一流的标准——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

  但是社会的反应却非常冷淡，甚至处处充满了冷嘲热讽的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

  套用权威语言体系的语法就是：人民群众对大学教育现状的不满与各个高校高度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除了极个别的大学，上学难、就业难，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学科设计不够合理，升学阶层固化，学生素质不适合社会发展，教育人格“精致的利己主义”等问题，似乎并没有随着大批学校进入“世界一流”而得到有效缓解。

  首先，社会对当前的大学教育并不是太满意，一是它的升学体制，二是它的教育效果。除了几个极个别的top大学，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依然严重。

  其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国内向极个别大城市倾斜，国际上对留学生的“偏爱”等。有人还批判教育资源的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人才等问题。

  第三，就连大学体制内部也是抱怨重重，大学老师待遇差，科研指标重，重课题轻上课，课程体系僵化，思想边界条框狭窄，老师不能随意表达学术观点，甚至有些学校学生举报老师成风。

  这些现象，似乎都与各个大学自我评价的“双一流”相差甚远。

  “双一流”大学，首先要成为一所大学，贯彻大学教育的本质，满足大学教书育人的基本功能，其次才能说是否到了一流。大学教育这种“师者仁心”的社会良心行业，最好默默无闻，不要高调的自我标榜。

  因为，最好的教育，并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是无私的润物细无声。

  一、大学教育的意义和目的

  什么是大学？圣人早就说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个道理说了近三千年，但是知行合一的时代有几个？

  大学不是技术学校，不是职业技能培训。大学的根本意义和目的，在于在塑造一个健全的社会人格的基础上，掌握专业的基本原理以及培育快速学习、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正如安德鲁.阿伯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开学典礼上说的：

  “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你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使你受益终生的一般技能。其实一个人大学毕业后，其所学的专业知识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用到的微乎其微，更有甚很多人今后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并无任何联系，那些书本上的知识在毕业五至十年后几乎被遗忘殆尽，真正成功的关键不是所学知识的多少。”

  这个符合一般人的经验。已经不止一个学生问，既然大学所学的知识大部分情况下与现实工作关系不大，而且很快就被忘光，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苦心费力的学习大学课程。

  我通常的回答是，大学的课程设计是对专业思维的训练，目的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搭建专业的思维体系，尤其是搭建发现问题，然后去搜索知识形成解决方案的能力。

  尤其是在当前信息技术普及，互联网知识搜索引擎如此便利的条件下，更加不需要用僵化的知识占据内存，只需要快速构建搜索路径和整合好知识模块就行。

  至于学过的知识会忘掉，其实不然。就像饭吃饱了过几个小时后还会饿，跟没吃一样。但是有营养的部分已经被身体吸收，转化为相应的身体所需成分和能量。学习知识也一样，很多好的知识（经典）会储藏在潜意识里，形成潜移默化的气质和洞见力量。

  但前提是，不要像吃快餐和垃圾食品那样，阅读了一些知识快餐和假知识。真正的知识，需要艰深的阅读。

  站在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我认为大学教育有三个基本的意义和目标：价值觉醒、专业启蒙与学习系统的构建。

  价值觉醒，就是个人自我价值的确立，社会人格的完善，价值观逐渐成熟。而在治学态度方面，要发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对传统和权威提出质疑。

  专业启蒙，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要懂所在学科的发展历程，经典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有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的能力。中国大部分教育都是标准答案的教育，从来不重视对问题的发现。我在教学过程中多次强调，经济学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我考试的形式也比较特殊，让学生出问题问我。

  学习系统的构建，是指针对某个问题的快速学习，然后整合知识模块搭建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个能力在工作中非常重要，因为现实中的问题都是具体存在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需要当事人快速搭建逻辑，并迅速学习相关知识点然后进行整合后找到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素养，而不是只是纸上谈兵、人云亦云，淹没在集体秩序里的机械式存在。

  依靠千人一面的教育和学生，怎么可能研制出芯片，怎么可能出诺贝尔奖？

  二、中国大学教育的不凡成就和深层次问题

  成就不用再多说，主流媒体可以说已经充分阐述了。成就也是客观的，不能随便抹杀或虚无化。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看，主要成就体现在三方面：

  1，有效发挥了举国体制，构建了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教育产品供给体系，满足了中国快速的市场化、工业化的经济高速增长需求。重工业化需要的集体秩序，恰恰需要这种批量式、流水线式的人力资源。

  2，严格的高考机制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是为阶层间的跃迁和流动，提供了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机会窗口。另外，高考机制的应试教育虽然不利于创新，但是倒逼形成的基础教育还是比较扎实（数理化）。

  3，取得了规模巨大的教育和科研成果，培养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大学生，发表了最多的学术论文（很多国际学术期刊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占据半壁江山）。

  4，相对低的教育成本。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生，中国政府公费支持力度还是较高，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成本。

  中国这样的批量化、流水线式、标准化的大学教育体制，快速的进行了大学本科普及式教育，为同样快速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虽然粗糙但数量异常庞大的人力资源。

  然而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适应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无法有效的培养创新型、突破型人才。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大学逐渐沦为找工作或职业规划的一个实用主义工具，失去了其更为有价值的社会使命。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深层次问题：

  1，大跃进式的扩张，大学追求的只是“大”，过去几年高校合并潮成风，生源成倍扩招，高校领导和教育部门以规模大为荣，相对轻视教育质量。

  2，目标简单化，庸俗化，简单的以科研成果、学生数量、就业率等以及教育部门制定的量化“KPI”为目标，与教育的本质相差甚远。“大学教育是完善生命的土壤、空气和水分，而不是为目的施用的化肥、农药和添加剂”。从当前的目标考核体系来说，中国的大学教育普遍将手段和工具当做最终目标，唯独没有或者客观上也很难将“塑造完整的人格和培育健全的专业素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标。

  3，热衷于校区建设，很多高校“房地产化”现象严重。另外，越来越多的高校债务缠身，资产负债率极高，如果按照企业的预算约束，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

  4，重科研，轻教育，因为高校的主要荣誉和层级评定，主要以科研成果为主。教师个人的职称评定，也是以sci、cssci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为主，导致教师将较多的经历放到个人职称的科研成果上，对上课和教育不够用心。

  5，教育是良心行业，要用心付出，要做到“师者仁心”。这一点可能很多高校的教师队伍做不到。高校内部的争权夺利，官僚作风，并不比其它地方少。

  6，行政干预严重，教师在专业领域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度不够，也就很难培养出人格健全、具有专业洞见的学生。人格不够健全，缺乏对复杂事物以及挫折的应对能力。最近几年大学生自杀现象比较严重。由于缺乏独立思考的空间和能力，也就缺乏创新能力和原创能力，这对当前双循环经济体系下提高我国自身的创新和原创能力非常不利。

  7，教育体系与社会脱节现象严重，很多专业的课程设计与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严重不符，而社会上急缺的专业人才在学校又招不到，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

  8，为缓释就业压力，在本科生扩招后不断对研究生扩招，从教育经济学来说，这实际上是教育品的供给过剩，学历含金量的贬值，或者人力资本的加杠杆，人力资源投资的“迂回化”。这种拉长人力资本教育年限的方法，虽然减缓了当年的就业压力，但会在以后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研究生就业压力。类似于还债。

  9，比较严重和让人惋惜的，是大量学生和教师科研人才的海外流失。过去十几年，成千上万的双一流大学培养的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并很大比例的留在国外工作。尤为严重的是，一些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领军人物，在国内大学留不住，出国另寻出路。我们的疑问是，对于这些顶级人才，国家可以说是在经费上不惜一切代价，但仍然留不住人才。这是不是需要我们反思一下当下的学术环境和思想市场。在顶级学术方面，钱并不是万能的，或者说钱对一些有情怀，执着于学术研究的人才来说，并不是主要的。那么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在高校管理制度和其它深层次方面做出反思。

  任何事物都不完美，对问题的指摘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否定。恰恰相反，事物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和矛盾，克服问题和缓解矛盾中前进。中国的大学教育事业也是如此。

  三、世界一流谁来评估

  “双一流”是按照世界标准进行的国家战略，但按照教育经济学的理论，这里面存在一些逻辑问题。

  假如，把高校看做是企业，当然并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那么这个企业是否达到世界一流，谁来评价，评价什么？

  对企业来说，当然是市场来评价，对生产半公共品的准社会企业来说，要由社会公众来评价。评价的对象也并不是企业的供给侧——校园多么漂亮、建了多少研究中心和基地、师资多么豪华等，而是企业所能给市场和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学术论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当然可以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并不是全部，也要保证里面没有水分和造假。

  另外，国内一流，要由国内教育市场和国内社会大众来评估；世界一流，当然要由国际市场和教育行业来评估。就像一个企业，还没多少国际市场的份额，就把自己定义为世界一流，说服力明显不足。

  当然，大学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大学的产品和服务也不是完全的商业意义。这意味着，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评估，很难有一个市场“公允价值”，因此很多方面只能用“历史成本法”，也就是看高校的投入和供给侧，来评估其是不是国内一流、国际一流。

  但是作为一个事业单位，成本端的约束又是软的，花钱、拉经费、建各种研究机构，相对来说不仅是容易的，而且特别符合一些高校领导的偏好。由此导致的腐败问题、学术成果造假问题也比较严重。

  教育产品又是一个带有公共物品属性的产品，教育的很多本质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比如健全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教育产品，却很难用指标进行衡量，也就很难纳入“双一流”的指标体系。

  设想一下，如果按照双一流的标准，西南联大能否进入双一流，还真难说。如果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发现教育部门要按照双一流的标准和指标考核他们，这些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教授会是什么反应。大概率是拂袖而去吧。

  还是套用安德鲁.罗伯特教授的话，“大学教育是完善生命的土壤、空气和水分，而不是为目的施用的化肥、农药和添加剂”。从这个意义上，双一流大学的评价体系，评价的是土壤、空气和水分，还是化肥、农药和添加剂。那些批量化的学术成果和学生，真的可以说服人们相信达到了世界一流了吗？

  从需求侧，学之大者，在于明德，在于明理，在于至善。如果森严的教育体制下，培育的只是一批精致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一流，体现在何处？

  从供给侧，大学教育是一项需要无私奉献、真心热爱，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行业，如果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和行政干预的思维，让学校各种“人才”、各种名号和职称满天飞，各种科研基金和利益关系需要勾兑，这样的大学，能培养出具有一腔热情为新时代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爱国青年吗？

  作为造钢铁的，可以说自己是世界一流；作为造汽车的，也可以说自己是世界一流。这些都是生产冷冰冰的工业品，也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但是作为一个靠良心经营的企业，一个培养人才甚至是塑造生命的企业，特别高调的宣称自己进入了世界一流，感觉起来的确有些别扭。这是社会对此反应强烈的原因之一。

  因为师者传道的事业，言传身教的事业，用心用灵魂付出的事业，这么神圣的事业，最好的姿态应该是默默付出和“润物细无声”。

  “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四、双循环经济体系下“双一流”大学们应该担负起“双一流”的使命

  如果说过去双一流大学可以靠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学术和教育成果迈向一流，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下，就需要实打实的彰显自己的“一流”水平。是不是一流不能自己评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尤其是对那些卡脖子的前沿技术问题，看看双一流大学能解决多少？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是中国经济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采取的新的战略思路。面对这个战略调整，各要素资源的供给模式也要做出重大改变。大学教育作为最主要的人力资源供给阵地，当然需要做出调整以便更好的服务双循环经济战略。

  在“以我为主”的内循环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体系下，有没有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似乎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双一流大学，在失去外部学术支持的情况下，能不能实打实的为双循环体系服务。如果说在过去学术还可以“外循环”，依赖模仿和学习国外的前沿思想和技术，那么在双循环格局下，就要实打实的“一流”能力的展现。养“一流”千亿，用“一流”一时，当前内外压力较大的环境下，社会对“双一流大学”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充满了期许。

  这意味着，双一流大学们需要从供给侧的大手笔投入，转到为双循环经济体系的人才和科研需求提供实打实的服务。这才是回到教育的初心，从国家战略的需要层面，回到教育的本质目的。

  双循环经济体系的特点是“以我为主”，这意味着四个以我为主的转换：

  1，原创科研成果要以我为主，不能再靠学习和模仿甚至山寨。

  2，学生教育教学体系要以我为主，研发出自己的教材体系和教学方法，逐渐摆脱对国外教材和最新教育成果的依赖。

  3，学生升学深造和再教育要以我为主，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出国留学继续深造的学生可能就回归国内，国内教育市场需求大增，但国内大学能否提供与国外教育质量相当的服务？尤其是教育理念的转变问题。

  4，学生就业的满足要以我为主。在双循环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外需下降和外资企业撤离带来的就业压力，每年近千万的毕业生如何安排就业，这需要双一流大学提供更高质量的毕业生。尤其是满足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这些能不能做到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理性谦逊的认识。教育问题乃事关国家百年之大计，任何一个战略的制定都需要科学认真，以开放的心态多听听社会的声音，世界的声音。既要有足够的自信，又要有谦逊开放的态度。就当前的情况来说，中国的大学教育离世界一流还有差距，中国的大学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总而言之，在经济安全和技术安全的内外压力下，是不是双一流不再是一个荣誉的称号，而是看能否真正靠双一流的实力解决当前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回归大学教育的本质，去为中国培育一代具有健康人格、能独立思想和富于创新精神的学生。这一代人不仅事关双循环经济体系建设，更是事关中国未来的全部命运。

  END

  （封面图源：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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