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既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转型，也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持久战角度出发的主动求变应对。

在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宏观政策调控也要服务于此大环境而调整。正如政治局会议所提出的，“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于货币政策而言，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在跨周期以及长期均衡的原则指导下，货币政策将突出表现为总量适度、结构宽松；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现宽信用、降成本的精准滴灌，但也避免流动性的全面放松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风险。同时，金融领域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开放，将为双循环提供重要助力。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将发挥更大作用

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上半年的货币政策集中表现为宽货币宽信用的应急模式。三次降准，总计向金融机构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引导逆回购、MLF和LPR利率多次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防止市场流动性不足和超预期波动等风险。

应急模式下果断宽松的逆周期调节，带来了显著的信用扩张效果。6月末，广义货币（M2）增速同比增长11.1%，实现连续4个月双位数增长；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3万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同期多6.22万亿元。

但应急模式下的总量宽松不能长期使用，及时退出体现的就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本次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宏观调控跨周期的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也是因为前期超宽松的流动性、信贷投放背景下导致了杠杆率水平快速抬升、房价出现一定幅度上涨，政策重拾防风险议题。虽然货币表态边际收紧，但实际上货币调整早于政策表态，从近期央行的流动性操作来看，当前的资金面基本上已经调整到位，加上仍然有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行的目标，货币政策中期内仍然将以稳为主。

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对记者表示，政治局会议提出“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决定了短期刺激政策应适时退出，重点在于中长期结构调整。从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态看，未来货币政策更加强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下半年，货币政策将从“总量管够”变为“总量适度”，同时继续坚持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支持实体经济。

王一峰预计，为实现“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央行的操作手段或是丰富和强化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考核。例如，从压缩贷款实际利率在LPR基础上的综合加点幅度、考核存量贷款浮动利率换锚进展、考核创新存款压降节奏等三个方面强化，引导存贷款利率下行。同时，为实现制造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增长，促进“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预计监管将设定制造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增长、小微企业信贷考核等指标。

金融改革开放

助力双循环

在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深化“国内大循环”既是对逆全球化的未雨绸缪，也可起到防风险和补短板的效果。明明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逆全球化端倪显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之下，过度依赖外需难以为继，更需要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接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同时，考虑到中国庞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完备的工业体系，也有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经济基础。但国内大循环并非完全摒弃国际分工，也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向。

如果说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总量适度、结构宽松，意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平衡，那么在金融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则是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一环。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双循环的互动基础仍是改革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改革将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活金融将助力双循环对接，充分释放鲶鱼效应和财富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领域中的资本市场改革将担当重要角色。华泰证券研报称，资本市场是构建双循环体系的枢纽平台。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融资体系的转型来实现，通过产业资本证券化、社会财富金融化来构建内部循环，以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贯通外部循环，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互联互通。资本市场与新经济互为促进，利于打通新经济崛起全流程链条，创新产业发展反哺资本市场。

程实表示，金融改革开放既是适应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实际需要，也是回归本源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并通过激活金融市场推动资源有效配置、保障居民分享经济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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